如何宣传范蠡振兴南阳经济，1993年时也曾经给《南阳日报》写过“内参”，向地委领导提出过具体建议。范蠡故里问题，也曾建议当地社科学者进行研究，尽快统一认识。遗憾的是，多年过去了，这个问题仍然“有争议”。我曾经拜读过当地媒体“观点碰撞”专栏刊登的文章，翻阅所能看到的资料，对这个问题一直不断地在思考。截至目前，我认为当初的判断还是正确的。综合起来说，范蠡故里在宛城的依据是“六有”。
第一，有文字记录佐证。
《史记》正义注，《会稽典录》中说：“范蠡，字少伯，楚宛三户人。”东汉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：“大夫种姓文名种，字子禽，荆平王时为宛令，之三户之里。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……”清楚地说明范蠡是“三户里”人。
范蠡故里——“三户里”在哪里？在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《水经注•卷三十一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淯水之南，又有南就聚，《郡国志》所谓南阳宛县，有南就聚者也。郭仲产言宛城南三十里，有一城甚卑小，相承名三公城，汉时邓禹等，归乡饯离处也。盛弘之著《荆州记》以为三公置。余案淯水左右，旧有二澨(音室 )，所谓南澨北澨者，水侧之漬，聚在淯阳之东北，考古推地，则近矣。城侧有范蠡祠。蠡，宛人，祠，即故宅也。”
文中提到“宛城南三十里，有一城甚卑小，相承名三公城”，又说“以为三公置”。有学者说，三公指的是当过太尉的邓禹。这恐怕不确。邓禹当过大司徒（一说太傅），只是“位列三公”（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之一）。且，提到三公城名时，用了“相承名”三字。“相承名”的含意，一个是顺着“国相”之名叫三公城，指的自然是范蠡——只有范蠡当过国相。另一个含义是三公城的名字早就有了，延续着叫了下来。三公城既然早就有了，那么当地出生的人，谁曾经集三公（司马、司徒、司空）大权于一身？只有范蠡。“三公城”无疑是为纪念范蠡而修建的——城侧才有配套的范蠡祠。文中讲“汉时邓禹等，归乡饯离处也。”说的是新野人邓禹“归乡”途中路过此“处”（三公城）宴请过好友罢了，并没有干别的什么事。
《水经注》作者、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（约470——527年），字善长，范阳涿县人，以“访读搜集”留心考索水道变迁和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闻名于世。郦十分肯定明确地说三公城“城侧有范蠡祠。蠡，宛人，祠，即故宅也。”这种说法是持其他“说”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所没有的。郦道元已经说到了范蠡“故宅”的份上，难道还不能说明故里在此处吗？
有学者在解读郦道元的上述论述时说：“郦道元看到的祠是汉代三公（邓禹等）为范蠡兴建的祠堂故址，是祠的故宅，非居住地故址。”且不说这样解读是否合适，即便是站得住脚，那么请问，邓禹等为何要在这个地方为范蠡兴建祠堂？这不恰恰说明范蠡家就在此地吗？至于把“祠，即故宅也”一个很明确的概念，绕口令式地解释成“祠堂故址，是祠的故宅，非居住地故址”，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承认是范蠡家所在之地就行。
《越绝书》中记载，“范蠡其始居楚地，生于宛橐（音托）”。橐，《辞海》上解释，一是袋子，二是鼓风吹火器。没有解释具体地名。但既然“橐”字，有“袋子”“鼓风吹火器”的含义，那一定是农业（粮食）、纺织、冶炼业较为发达的地方。比较起来，宛当年具备这些条件。南阳府志、南阳县志，从明朝开始也明确地记载：“范蠡，南阳宛人。”清代（1905年）编纂的南阳县志卷二“疆域志”明确地记载：“三户里在县南。”
第二，有建筑群遗迹显证。
上面引用的《水经注》上已经提到了“三公城”和城侧的“范蠡祠”，城尽管“甚卑小”，但毕竟是城，是城，就必然有城墙、城门、房屋等。没有说到“范蠡祠”的规模，但按照一般常识，作为祠堂，最小也得有一进院。《水经注》上还说到，“后汉末，有范曾字子闵，为大将军司马，讨黄巾贼至此祠，为祠立碑，文勒可寻。”这句话说明，后汉时，范蠡祠还在，范蠡的后人还为祠堂立过碑，写过祭文。紧接上文，《水经注》中说“夏侯湛之为南阳，又为立庙也。”意思是夏侯湛还建了一座“范蠡庙”。
有城，有祠，有碑，有庙，也算是一个小建筑群。这说明，汉代人们对范蠡故里在这个地方，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在此摆过宴席嘛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建筑群，不知道汉代之后的什么年代什么原因被损毁了。虽然损毁了，但建筑地基——遗迹还在。曾经有专家在此地进行过考古挖掘。
有学者撰文说：“多年来的考古调查证明，三公城未发现任何春秋时期的遗物，全部是汉代遗物。说明三公城的时代上限汉代，范蠡是春秋时人，三公城的时代与范蠡的所在时代不符，说明三公城与范蠡无缘。”
这种看法值得商榷。即便“三公城的时代上限汉代”，恰恰说明了汉代就有了纪念范蠡的建筑。纪念范蠡的建筑只能是春秋之后的“后人”——例如汉代人所建。因“三公城的时代与范蠡的所在时代不符”，就“说明三公城与范蠡无缘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这就好比有人说，南阳武侯祠是宋代建筑，因此就和三国时的诸葛亮无缘。恐怕没人会赞成吧。但这种说法，也有可取之处：承认在三公城发现了“汉代遗物”，这也就够了。其他“说”的地方发现有这种汉代遗迹遗物吗？没有见到有关资料。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说，三公城、范蠡祠的遗址上，哪怕是只找到一块瓦片——即便是汉代的，也比新建的仿古建筑有说服力。东汉（公元25——220年）离现在将近两千年了，那个时候——甚至更早，就已经有了纪念范蠡的建筑群并发现了“汉代遗物”，这无疑是证明范蠡故里所在的显证。
第三，有后人祭祀明证。
上文已经说到，“后汉末，有范曾字子闵，为大将军司马，讨黄巾贼至此祠，为祠立碑，文勒可寻。”范曾者，范氏后人也，范曾作为大将军司马，毫无疑问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。他在黄巾起义发生的东汉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“讨黄巾贼”路过范蠡祠，立碑勒文，举行庄严地祭祀仪式，这个事实，不容忽视。
范曾“为祠立碑”撰写祭文的举动，充分说明，范曾认可范蠡是其先祖，认可此地是范蠡故里。持范蠡故里其他“说”的地方，至今没有见到有“范蠡祠”的记载，更没有见到范氏后人在范蠡祠立碑勒文进行祭祀活动的史料。
有祭拜祖先的祠堂，有著名的后裔祭拜，立了碑，勒了文，这是认定“古人故里”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据说，如今宛城区三十里屯白河两岸的范姓人都认为他们先祖是范蠡。当地的有识之士每年还到他们认为的“范蠡墓”前进行扫墓祭祀活动。
第四，有石碑地图物证。
1995年4月29日南阳日报第四版“史海钩沉”专栏刊登了新瑞、国真两位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“范蠡故乡新考证”，披露了在宛城区瓦店乡界中村11组村民孙道魁家中发现一块青石碑的事情，并刊登了石碑的黑白照片。宛城区一位学者介绍说，这块石碑在孙道魁家中已经存放多年，何时出土的，尚无定论，但肯定是在附近出土。
据报道和专家介绍，该碑质地为青石，高43厘米，宽80厘米，厚15厘米，从右向左“横披”楷书“古范蠡鄉”四个具有颜体风格的大字。在“鄉”字之后，从上往下小字落款为：大清乾隆二十七年年桂月立。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离现在已经200多年了。200多年前的人（何人难以查考），立碑刻“古范蠡鄉”——古代范蠡的家乡，这个举动本身比我们今日说多少话写多少万字的文章都有说服力。这块石碑清楚无误地说明，此地就是古范蠡鄉。按照行政体制，乡以下是里。里，居民聚居的地方。《周礼》记载，五十户到一百户为一里。至于范蠡故里是哪个村落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反正是在这个“鄉”的辖区之内而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了。其他“说”的地方，截至目前，似乎没有发现这样的石碑。
资料介绍，清代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刊印的南阳县地图上，在白河南边标有“范蠡庙”。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出版的南阳县全境地图上，在南阳府城南40里左右，标有“范蠡故里”。
清代虽然离现在不算很远，但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争“名人故里”问题。刻着“古范蠡鄉”字样的石碑，明确标示出“范蠡庙”“范蠡故里”的地图，具有事实胜于雄辩的物证作用。这一点似应引起研究范蠡故里学者们的注意。
第五，有范蠡名字侧证。
中国自从黄帝给后代子孙确定并赐予姓氏后，千家、百家的姓氏开始流传下来。各个姓氏对续家谱都很重视，长辈，尤其是有文化素养的长辈对后代的名字都很重视，起名字时总是反复斟酌，寄予着某种期望。
范蠡的父母为范蠡起了一个怪名“蠡”。“蠡”者，大贝壳做的“舀水瓢”也。起这个名，说明家住在河水边，可以见到大贝壳。更重要的是，“蠡”字，表面上是“虫啮木中也”，实质上是，希望儿子做压住两条“虫”的人上人，因为“虫”，含义有龙、蛇、虎。压住龙蛇虎的人，自然是叱咤风云霸领诸侯的人。范蠡父母还给自己儿子起了“字”少伯。“伯”者，古代爵位第三等“伯爵”也。从范蠡有“字”和“字”的含义看，他父母是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。因为一般家长不会给孩子起“字”，即如起“字”，也不会用“少伯”这两个字。说明家长期望范蠡将来能升官晋爵，故用“少伯”称之。范蠡到越国后，也一直用“蠡”之名，“少伯”之字。
在“孟母三迁”的时代，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范蠡父母，一定会选择能够使后代受到良好教育的地方安居下来繁衍子孙。这个地方，一定是交通发达，经济繁荣，信息通畅，文化生态好。比较起来，宛邑——白河岸边三十里屯附近，正是这样的好地方。据当地学者考证，三十里屯，因得水陆交通之便，春秋时代经济相当发达。直到明朝还屯过兵，清代河边每天云集货船上百艘。
所有研究范蠡的人，都认为范蠡是个奇才。而奇才的产生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是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郁的思想文化环境。想一想今日学生为何“择校”，个中道理不难明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范蠡父母把家安在“宛城南三十里”淯水之滨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范蠡故里就在汉代修建了范蠡祠堂的地方。
第六，有同代人文种旁证。
发现范蠡博学多才的人，是当时从楚国郢都被贬到边陲任宛令（相当于今日县长）的文种。《越绝书》以及唐张守节注引《会稽典录》《吴越春秋》等文献中，都记录了文种“三请范蠡”的故事。大体上是，具有治国安民本领的文种，到达宛邑后，听说范蠡有奇才，遣吏谒奉。吏去后，范蠡不见。吏回文种道，村人都说范蠡是个疯子，不必再召见了吧。文种笑道，“吾闻贤俊之士，易招疯子之讥，内怀独见之人，外遭不智之毁，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。”文种坐车亲往，范蠡披着黑狗皮学狗吠叫避之。吏怕文种难堪，连忙脱衣挡住文种视线，催促文种离开。文种曰：“莫鄣也，吾闻犬所吠者人也。今吾到此，觉有圣人之气。行而求之，来至于此。且人身而犬吠者，谓我是人也。”乃下车拜，蠡不为礼。文种走后，范蠡判断文种第二天还会来。次日，请兄长去打酒，请嫂子给自己找可以见客的衣衫。文种果然前来，范蠡热情地接待了文种，两人相见恨晚，抵掌而谈，“终日而语，疾陈霸王之道”，“志合意同”，成了莫逆之交。之后又经过多次密谋，确定了一起去越国发展的大思路。
文种先后两次到范蠡家去，且都是当天去当天回，范蠡之家必然离宛邑不远，文种可以比较方便找到他住的村落。如果范蠡的家离宛邑二三百里之遥，在那个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文种不可能发现范蠡之才，也难以去范家拜访并商讨一起去越国的大计。
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，宛邑是楚灭了申、吕、谢、邓几个很小的国家后（东周前期有1200多国，后期还有100多个）由楚设立的“县级单位”。文种当宛令时，宛的辖区很小，大体上也就是老南阳县的区域，方圆不过百里。文种不大可能到辖区之外去拜访范蠡。秦灭楚，秦昭襄王35年（公元前`271年）设立“南阳郡”后，郡治设在宛邑，后来虽然有南阳与宛可互相代替的说法，但南阳无论是郡或是府，都管着宛，也就是说，宛始终是个辖区不大的地方。在范蠡故里问题上，“宛橐说”、“宛五户之虚说”“楚宛三户人说”“宛三公城说”，前提都是“宛”——各“说”都限定在宛的辖区内，而春秋时期的“宛邑”，辖区很小，这一点似应引起注意。如果论证结果，把范蠡故里论证到“宛”以外——把前提丢了，那恐怕是难以被人接受的。
作为范蠡思想和业绩的仰慕者、探寻者，对于范蠡故里，我也曾经思考过其他“说”的地方。但遗憾的是，有的“说”只能找出一两条依据，找不出范蠡故里在宛城的六条依据来。因此，作为“一家之言”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范蠡故里在宛城。如果有一天，持其他“说”的学者找到了能够说服我的确切证据，证明范蠡故里不在宛城，我一定会服从真理。
地灵造就人杰。南阳何以造就了范蠡这样兴国安邦富甲天下的人杰？笔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比较关注。我觉得，一个人成年后无论怎样成功怎样伟大，都与青少年时代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关，其生活、饮食、思维、语言等习惯是伴随终生影响终生的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对名人伟人的“故里研究”，对于读懂名人伟人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因此，我希望当地学者能够尽快就“范蠡故里”问题统一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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